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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開對“某某籍”犯罪團夥進行專門治理的情況，以前並不多見。媒體曾報道過，深圳有派出所打出“堅決打擊某某籍敲詐勒索團夥”橫幅，結果引起輿論熱議，被指地域歧視，很快派出所撤下橫幅並道歉。但這次，北京公安部門的做法絕非對雲南昭通籍人的地域歧視，而是確有數據顯示，在北京，從事劃片開鎖入室盜竊的嫌疑人中絕大部分都來自雲南省昭通市彝良縣。並且，他們長期駐紮在北京，屢次打擊、處理後，他們仍不離開北京繼續作案。
建立整體移送工作機制，對來自雲南昭通彝良縣的入室盜竊群體進行二手餐飲設備收購更有效治理，當然是好事情。不過，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批昭通籍盜竊團夥，為何能在北京盤踞這麼多年？
從報道的情況來看，出現較多盜竊犯罪分子，首先跟昭通經濟貧困有關系。據瞭解，彝良縣是國傢級重點貧困縣，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錢。離開傢鄉去打工，沒有技能、沒有文化，又不願靠體力勞動來掙錢，很容易就走上不法道路。古話說，“倉廩足知禮節”，很顯然，要從根源上減少外出盜竊犯罪行為，必須大力發展地方經濟，提高昭通民眾的生活水平。
然而，全國的貧困地區有很多，但像昭通彝良縣這樣“同學套同學、朋友套朋友”，很多人外出從事犯罪活動的是少數，為什麼昭通會源源不斷地輸出盜竊犯罪分子？我相信，絕非當地人天生素質差，或者不知道法律是何物。那麼，當地政府部門對這樣的情況是否知情呢？地方的學校教育、普法宣傳，是不是有失職的地方？如果在這些方面不能提高，恐怕北京將昭通籍犯罪分子集中移送回去後，當地仍會有盜竊團夥前赴後繼地外出“發展”。畢竟，將嫌疑人送回原籍處理，並沒改變形成一個“行業”的土壤。
還需要說的是，雖然我們不該對任何群體戴有色眼鏡，進行不應有的歧視，但也不能為瞭“政治正確”，對打擊違法犯罪中發現的一些具體特點有意忽略。媒體曾經報道，安徽樅陽縣到江浙進行盜竊作案的可能有兩三千人，樅陽縣方面卻否認有“小偷村”的存在。據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有關人士介紹，在北京從事入室盜竊的高危群體，來自雲南昭通彝良縣的是其中一個較大的群體，而且，昭通籍盜竊分子長期駐紮在北京。既然早就清楚這樣的情況，何以至今才推出整體治理機制？
據介紹，北京與昭通的合作機制隻是一個開始，由於在京仍有一些來自其他地區的群體從事入室盜竊，下一步，北京警方會將這種工作機制進行推廣，與廣西、湖南等地區的警方建立工作機制。其實，現在交通、通訊已經相當發達，建立這樣的合作機制並不很難。重要的是，有關部門發現社會治安方面的一些實際情況之後，需要對相關數據和規律進行研究分析，迅速采取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而不該顧忌“地域歧視”“影響民族團結”之類。昭通籍盜竊團夥不過是些毛賊，並無背景靠山，卻能盤踞京城作案多年，民眾不知道有這麼個群體，嫌疑人的傢鄉也不知道這樣的情況，一直得不到及時根治，這是個值得記取的教訓。
文/李清
【摘要】
白天大吃大喝、賭博消費，晚上趁夜深人靜利用劃片開鎖入室盜竊。建立整體移送工作機制，對來自雲南昭通彝良縣的入室盜竊群體進行更有效治理，當然是好事情。據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有關人士介紹，在北京從事入室盜竊的高危群體，來自雲南昭通彝良縣的是其中一個較大的群體，而且，昭通籍盜竊分子長期駐紮在北京。
白天大吃大喝、賭博消費，晚上趁夜深人靜利用劃片開鎖入室盜竊。近年來，一群雲南昭通人長期盤踞在北京瘋狂作案，給群眾帶來較大損失。為瞭從根源上治理這類犯罪，由公安部牽頭，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與雲南省昭通市彝良縣公安局在全國率先建立“昭通籍犯罪人員整體移送工作機制”，嫌疑人在北京被抓後將被整體移送回當地接受審訊、批捕、起訴、審判。日前，兩批昭通籍嫌疑人共20人已經被移送回當地。（7月23日《北京青年報》）
官方公開對“某某籍”犯罪團夥進行專門治理的情況，以前並不多見。媒體曾報道過，深圳有派出所打出“堅決打擊某某籍敲詐勒索團夥”橫幅，結果引起輿論熱議，被指地域歧視，很快派出所撤下橫幅並道歉。但這次，北京公安部門的做法絕非對雲南昭通籍人的地域歧視，而是確有數據顯示，在北京，從事劃片開鎖入室盜竊的嫌疑人中絕大部分都來自雲南省昭通市彝良縣。並且，他們長期駐紮在北京，屢次打擊、處理後，他們仍不離開北京繼續作案。
建立整體移送工作機制，對來自雲南昭通彝良縣的入室盜竊群體進行更有效治理，當然是好事情。不過，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批昭通籍盜竊團夥，為何能在北京盤踞這麼多年？
從報道的情況來看，出現較多盜竊犯罪分子，首先跟昭通經濟貧困有關系。據瞭解，彝良縣是國傢級重點貧困縣，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錢。離開傢鄉去打工，沒有技能、沒有文化，又不願靠體力勞動來掙錢，很容易就走上不法道路。古話說，“倉廩足知禮節”，很顯然，要從根源上減少外出盜竊犯罪行為，必須大力發展地方經濟，提高昭通民眾的生活水平。
然而，全國的貧困地區有很多，但像昭通彝良縣這樣“同學套同學、朋友套朋友”，很多人外出從事犯罪活動的是少數，為什麼昭通會源源不斷地輸出盜竊犯罪分子？我相信，絕非當地人天生素質差，或者不知道法律是何物。那麼，當地政府部門對這樣的情況是否知情呢？地方的學校教育、普法宣傳，是不是有失職的地方？如果在這些方面不能提高，恐怕北京將昭通籍犯罪分子集中移送回去後，當地仍會有盜竊團夥前赴後繼地外出“發展”。畢竟，將嫌疑人送回原籍處理，並沒改變形成一個“行業”的土壤二手設備買賣。台中二手餐飲設備估價
還需要說的是，雖然我們不該對任何群體戴有色眼鏡，進行不應有的歧視，但也不能為瞭“政治正確”，對打擊違法犯罪中發現的一些具體特點有意忽略。媒體曾經報道，安徽樅陽縣到江浙進行盜竊作案的可能有兩三千人，樅陽縣方面卻否認有“小偷村”的存在。據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有關人士介紹，在北京從事入室盜竊的高危群體，來自雲南昭通彝良縣的是其中一個較大的群體，而且，昭通籍盜竊分子長期駐紮在北京。既然早就清楚這樣的情況，何以至今才推出整體治理機制？
據介紹，北京與昭通的合作機制隻是一個開始，由於在京仍有一些來自其他地區的群體從事入室盜竊，下一步，北京警方會將這種工作機制進行推廣，與廣西、湖南等地區的警方建立工作機制。其實，現在交通、通訊已經相當發達，建立這樣的合作機制並不很難。重要的是，有關部門發現社會治安方面的一些實際情況之後，需要對相關數據和規律進行研究分析，迅速采取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而不該顧忌“地域歧視”“影響民族團結”之類。昭通籍盜竊團夥不過是些毛賊，並無背景靠山，卻能盤踞京城作案多年，民眾不知道有這麼個群體，嫌疑人的傢鄉也不知道這樣的情況，一直得不到及時根治，這是個值得記取的教訓。
文/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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